从张楚说开去：摇滚都去哪儿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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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从来都没想到，张楚的演唱会门票，会有100块都没人要的一天。

听说张楚要开巡演以后，我买了两张180、280块的门票，却在演出前几日得知自己3号有要紧事儿、没法成行，于是第一次当了票贩子，折旧30块打算卖出去。

开口就说“200块两张”的我都没搭理，因为觉得敢这么砍的都不是真粉儿。直到有个自称“做票务生意”的哥们联系我，跟我说“这票很便宜的，票房全是余票没人买，100块我收你的真不低了”，我才不服地回了一句“为什么都没人买？”

哥们儿还跟我抖机灵：“120一张我卖你，你买么？”原价抢票的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，这么便宜，我买10张啊！对方只回了俩字儿：“70后？”我也再无下文（你才70后，你全家都70后！）。嗯哼，与其把过气男神如此折旧，还不如送给盆友呢。

回想大学时代，校园十大歌手，我们一起迷恋一首接一首唱张楚的药学院37号，不矜持地喊人家“向指导”。向指导第一年决赛唱《无地自容》，第二年是《回到唐朝》，整场十大被他一个人燃爆，跟着他“那时我们没日没夜地唱，那时我们醉倒在石桥上”，“如果张楚开了演唱会，向指导要带我们去看啊。”

如今，张楚真的来了上海巡演，向指导却选在和他同一天，五角场下沉式广场，和自己的乐队组织“新邯郸路上的摇滚”。没有人真去看了张楚。即便这次演出，张楚还带去了继1997年《造飞机的工厂》之后，第四张新砖的新歌。

就像去年夏天的东海音乐节，窦唯登台演唱了新作，却再没得到曾经潮水一般的掌声和呐喊，取而代之的是全场嘘声不断，尽是刺耳的“换歌”和“窦唯下台”一样，他们叫嚣着“听不懂、嗨不起来”，将20年前一度站在国内摇滚顶端的窦唯，尴尬地拉下了神坛。

今年3月，成立23周年的铁风筝首次全国巡演，我兴奋地去育音堂早早候着，却在live过了半小时后，才发现现场人数竟不足20多人，我突然失落的琢磨：这真是那个21年前一首《这个夏天》就席卷了中国摇滚圈的——铁风筝吗？

这是一个人们听马啪啪、听宋冬野，看场好声音就化身民谣粉的年代；这是一个习惯了用身体去接受与自身并不协调的振动节奏，在各种音乐节上比划金属礼，一口一个“躁起来”的年代。

而曾经的“国摇”，似乎已真的“往事只能回味”了。

歌云：过去的誓言就象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划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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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么说呢？

如果把时光倒回整整36年，那是崔健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浪子归》问世的一年。这是一张具有依稀摇滚气息并且还能找到的最早期流行乐唱片，唱片质量低劣、制作粗糙，然而却成了中国摇滚的开山之作。那一年，崔健24岁。

次年，在“国际和平年”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，崔健身背一把破吉他，穿着清代长衫，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走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……第一次献唱了《一无所有》。当时在场的官方最高代表、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，在听完《一无所有》后愤然离场，厉声斥责当晚演出主办方团长王昆：“你看看你看看，怎么连牛鬼蛇神都上台了！”

呵呵哒，按照20世纪80年代初，中国音协机关刊物《人民音乐》编辑部出版的小册子《怎样鉴别黄色歌曲》来说，《一无所有》毫无疑问是“靡靡之音”中的“靡靡之音”：“此类庸俗歌曲对我国某些青年男女，实是色情引诱之声，精神麻痹之剂”、“摇滚乐和酗酒，吸毒，斗殴，同性恋等等相伴而行”、“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，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”。

一无所有崔健 - 世纪歌典 1978-2000(6)

然鹅，炸走了荣高棠的《一无所有》却给台下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群情激昂，尤其是那批正处于青春困惑期、对社会怀有批判眼光的年轻人，那样的年代里他们需要压抑的低吼、需要释放情感的出口，于是他们开始疯狂地呐喊“崔健”，在自己的小组织里一遍又一遍地唱《一无所有》，唱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，唱《假行僧》。

崔健代表的摇滚乐第一次在中国的公开演出，彻底炸出了中国摇滚，后来，崔健和窦唯一起被誉为“国摇界最黑不得的两个人”。

那时候崔健有多火？1988年，崔健来到北大演出，3000学生夹道欢迎，在崔健节奏强烈的吉他摇滚里，年轻人的热情被点燃，现场喊声震天，人贴人得跳动、狂欢，热泪盈眶一片。年底，他又把自己首场个人专场演出开到了中山音乐堂，中国摇滚乐开始变成那个时代知识精英阶层最接受和追捧的文化。那一年，崔健同时登上了美国《时代周刊》，国摇表现出的迷惘和彷徨让他迅速成为了时代的代言人。

1989年，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诞生，这是中国第一盒摇滚乐磁带，17万盒的发行量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摇滚，“崔健用一声吼唤醒了80年代”，成为时下最热的流行语。多少男男女女就在“假如你已经爱上我，就请你吻我嘴”的歌声中，疯狂吻在了一起。《假行僧》，作为第一次使用中国民族乐器筝的摇滚乐，其对各种民族乐器的引入，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乐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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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990年，当张培仁第一次看到崔健蒙着双眼唱’一块红布’时，他失声痛哭，他本以为这个民族已深陷在软弱无力中，却突然发现了在风声鹤唳的北京，竟然有这样一群年轻人，在做着这样的摇滚音乐。

之后，他又发现了另外三个年轻人，窦唯，何勇，张楚，接着一手把他们签入滚石旗下的魔岩厂牌，并打造成了中国摇滚史上最值得书写的符号：’魔岩三杰’。”

每每想起这段话，我都忍不住热血沸腾。那是最好的年代，也是最坏的年代。

1994年，三张神级专辑同时问世：窦唯的《黑梦》，何勇的《垃圾场》，张楚的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。

那个年代的女生们大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和刚刚认识的男生坐在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弹着吉他唱张楚的“姐姐”，去何勇的“钟鼓楼”里绕圈儿寻找自己的影子，在窦唯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的歌声里感受柔情摇滚。

姐姐张楚 - 梦想音乐节第7期

那个年代的男生，也争相熟弹这些曲调，他们弹起吉他唱首《姑娘、漂亮》就能轻易俘获漂亮女孩的心，再站在操场上大声来几句“蚂蚁蚂蚁蚂蚁蝗虫的大腿，蚂蚁蚂蚁蚂蚁蜻蜓的眼睛”，让她们死心塌地义无反顾地爱上。

“魔岩三杰”的名字，是他们呐喊的方式，也是他们宣泄爱情与理想的出口。

那一年，1994年12月17号晚8点，香港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上，窦唯、何勇、张楚和唐朝乐队一起，为中国摇滚奉献了三十年来的巅峰之夜。

红磡馆内历来只允许观众坐着看演出，那一天上万名观众却破天荒地站着看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演出，全程嘶吼、状态狂热，成为当年香港最为火爆的一场演出。窦唯的笛子、何勇的那句“三弦儿演奏，何玉生，我的父亲！”和张楚那双紧张的不知往哪放的手，数次引发全场“颅内高潮”。

张培仁在演唱会后写了一篇饱蘸感情的《中国摇滚乐的春天》，他在文中这样描述这场演唱会：

“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天一样，没有熟知的偶像，没有华丽的衣裳，甚至没有人带着香港演出中惯见的哨子和萤光棒，他们空手而来，这是一个没人见过、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演出。在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状况下，这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，几乎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壮态。红磡体育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，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、嘶吼，他们用双足顿地、跳跃，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，在香港，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。”

演出当天，有超过一半数量的椅子被砸坏，演出结束后，很多观众跪地不起，哭着喊着何勇、窦唯等人的名字。连观众席上的黄秋生，都激动得满场跑，边跑边喊边撕自己的衣服。隔天，香港几乎所有的报纸更连续3天以头版报道此次演出的盛况，“摇滚灵魂，震撼香江”。这场经典的演出，至今被誉为“90年代国内摇滚的缩影”，“中国摇滚乐黄金时代的旗帜”。

遗憾的是，94年一夜之后，辉煌就如同烟花一般，凋落过后再无续曲。魔岩唱片因经营不善撤离大陆，张培仁返回台湾，窦唯痛批“94年红磡演唱会是一场商业阴谋”“无须纪念，摇滚可能误国”，何勇因演唱会大喊“李素丽，你漂亮吗”惨遭广电封杀，张楚在一张《造飞机的工厂》后选择隐居悄无声息，而唐朝乐队的贝司手张炬因为车祸身亡，唐朝从此一蹶不振。

可怜谢道韫，不嫁鲍参军。

如今的窦唯，飘飘乎如遗世独立；2015年的新专辑《天真君公》，极简主义至极。何勇，还在做音乐，却自言“人生第一位的已不是音乐，而是身心健康”。张楚，租住在北京东北六环，一个和画家共同栖居的独立小院子里。他说自己现在就是一个独自认真生活的人，一个寻求自己快乐的人。我在音乐节见到过他，身材依然瘦小，但面孔却变得苍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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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“魔岩三杰”各自离去不同，有一支乐队在90年代像平地惊雷，然后经历悄无声息的解散，再于近几年重新复出，引起了乐迷热烈反响。这支乐队，就是舌头乐队。

我始终觉得，舌头是一支具有英雄特质的乐队。崔健评价舌头说：“他们的眼神就像刚刚从熔炉里出来的刀子。”而画家刘庆元脑海中的舌头，是“一个戴着草帽的农夫举起镰刀收割，下方是一群低下头颅的人。那不是臣服的姿态，而是麦穗感受到了灵魂的重量后向大地的俯首”。

为什么我不提更老牌的超载、轮回，不提指南针、眼镜蛇、子曰乐队，而单单要说舌头？因为舌头乐队，有最为摇滚的现场：狂暴、震撼、生猛、热烈。崔健是舌头乐队的现场常客，李志说当年他只知道狂听平克·弗洛伊德，直到看了舌头的现场，才知道吉他可以这么弹，而被老狼一首《米店》唱火的张玮玮，曾经每周必去一次五道口的开心乐园，充当舌头第一排的pogo徒。

他们的现场就像是一条引线，随时引爆你灵魂深处的那颗炸弹，有人说他们的人格力量“血腥而且凶悍”。我只看过一次他们的现场，主场吴吞歪戴着草帽，双腿弯曲，赤膊上阵，眼神好像能把你的心掏出来。而他们的歌词，又恰巧讽刺而不狂躁，他们从来不是简单的愤怒，也不只是单向的批判，而是团结了摇滚和诗。

比如《一万个名字》，吴吞用将近700字的歌词，成人又童真地表达了他对世界的批判、想象与深情，他渴望的未来几乎随心所欲：“人类将不再吃粮食，不再做爱生儿育女；监狱里没有囚犯，医院里也没有病人”、“飞机落在树梢上，小汽车们停泊在水面；树木仿佛还在生长，结满了五颜六色的石头，这是多么美妙的时刻 ”，“所有的孩子成为一枚原子弹，让物质有随时释放荷尔蒙的权利和自由”……

他们的歌没有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，无善无恶，无生无死。那首嗨爆过无数热血青年的《妈妈一起飞吧，妈妈一起摇滚吧》，谁能想到曲调却是平平淡淡，仿佛一种平静的欣慰，又像一种辛辣的讽刺，“给山和河起个名字，骑马的坐在马背上，放羊的跟在羊身后，牛儿吃草卷起舌头，狐狸和土狼寻找着野兔子的窝” ，“在乡下人的视线里，那些麦子土豆还有油菜花，或许会指给你方向”，“侵略者们带走了他们能够带走的，毁掉了他们能够毁掉的，妈妈一起飞吧，妈妈一起摇滚吧”。

加上悲怆的吉他solo，你听的时候，不知道词是佐料还是曲是佐料，总之，就想使劲儿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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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生只出过一张专辑，就被人们永远记住的，除了何勇，还有尹吾。

并且在很多人心里，尹吾比张楚，更像摇滚诗人。

摇滚一向和诗歌脱不了干系，鲍勃·迪伦的《Blowing in the wind》就是诗意摇滚的典范，即便你受不了鲍勃·迪伦那带鼻音的粗糙嗓门儿，也能感受到歌词的美妙。中国摇滚也不例外。崔健、张楚、木马、声音碎片……他们的歌，曲调上口，歌词美妙，甚至有些歌词都能直接入选中国诗歌年鉴。

然而直接将诗歌谱曲并唱出来的，似乎只有尹吾做的最好。尹吾仅有的13首歌中，有6首直接改编自诗人诗作——北岛、舒婷、梁晓明，还有卡夫卡的散文，即便是尹吾自己作词的歌曲，也无一不带有浓重的诗人气息。

90年代的尹吾，和朴树、叶蓓一起签约麦田音乐，并被麦田鼎力打造为“麦田三原色”：朴树的“白”，叶蓓的“蓝”，和尹吾炙热的“红”。

尹吾为那张专辑谱了《出门》《或许》《各人》等经典歌曲，他暗哑疲倦的声音，喃喃低诉着卡夫卡的《出门》：“我要走了，我要离开这儿，离开这儿就是我的目标。什么口粮也不能搭救我。”这个相对时代显得有点老旧的声音，就这样在若隐若现的背景音乐中，让听者感到了一种绝望的激昂，对这个年轻人的未来，也充满了期待。李皖曾评价尹吾的《出门》：继李宗盛、张楚、何勇之后，为中国现代说唱艺术写下了独特而深刻的一笔。

然而，由于音乐理念的不同，尹吾和麦田音乐关系每况愈下，当朴树和叶蓓的专辑早已面世，朴树凭借他那介于民谣和英伦间的音乐红遍大街小巷，叶蓓也已成为大学生的民谣新宠时，尹吾的专辑，还被麦田封杀腹中。

直到2000年，尹吾才在老友的帮助下，出版了这张他音乐生涯中唯一的个人专辑《每个人的一生，都是一次远行》——暗红的CD外壳，质朴的字体，粗糙的人像，没有醒目的字眼，也没有公司的炒作，从猩红的颜色到“作词”的北岛、舒婷，这张迟迟出世的专辑，无不透露着属于上个世纪的悲凉。

可让尹吾没想到的是，这张出现在21世纪以诗歌为主体的唱片，却由于触及到人们生活中苦涩的一面、没有了圈子里常见的矫揉造作，而一炮走红，包括我在内，无数人曾把这张专辑，听了不下100遍。直到现在，我的手机里还存着当年那首《你笑着流出了泪》和《好了好了》。

尹吾在无意间缔造了中国摇滚的一张经典专辑，人们对他的喜爱甚至在他远离歌坛十几年后，还有人在他的豆瓣小站和知乎板块留言，呼唤着他的回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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诞生于理想主义背景下的“国摇”，曾经有多么辉煌，现在就有多么落寞。

然而，就像理想主义只是万千思想中的一种，呐喊也只是千万情绪的一支。我始终相信，即便昨晚的张楚演唱会一半虚席、窦唯的音乐节嘘声四起，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也永远不会被磨灭。摇滚不会拒绝他们，更不会拒绝任何人。

所以，最后请允许我开心的放个“土摇”。

不得不说，如今的我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摇爱好者，什么西北的苏阳、立东、布衣、马条，内蒙的王喂马，四川的衣湿，福建的五条人，云南的山人……土摇和农金，都是我的菜。不过今天，就想拎出来大砍省雅俗共赏的二手玫瑰，唠一唠。

你问我为啥不放土摇代言人谢天笑？哈哈哈，因为土摇这块，姑娘不想再讲歌歌儿的了，二手的牛逼只要你听过就能懂，这支满口东北大碴子味儿的乐队，能把东北二人转里所有的服装、台词儿、曲调、经典黄段子、乐器都揉吧揉吧捏进摇滚乐里，刺激人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。

仙儿二手玫瑰 - 一枝独秀

在我眼里，二手和老谢一样，是土摇鄙视链顶端的乐队。就连八卦，也顶端得教人虎躯一震。那就是：二手玫瑰主唱梁龙和咱天后王菲，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。（就是上图中间那个画着口红穿着农家妇女装的梁龙，和此曲只应天上有的王菲，你？敢？信？）

梁龙和王菲的恋情发生在2003年，恋情开始于非典开始，结束于非典结束，以王菲去云南出差、劈腿谢霆锋而告终，俗称“霍乱时期的爱情”。因为土摇主唱段位太低，梁龙自黑和王菲这段感情只能算“雾水姻缘”，非要说是“爱情”，都自觉有点“不要脸”。

段位差了几段呢？梁龙曾讲到过两个细节。一个是他和王菲去喝酒，王菲太有钱了，所以都不会带钱，而梁龙是完全没钱，所以去酒吧喝个酒，都得找朋友拿钱救急。第二个呢？就是天后问他住在哪儿，梁龙说我住望京，天后于是漫不经心的一句“住哪个别墅